国的腿伤得到了简单处理；刘梅因为工作表现好，被调到了厂里的宣传科...只有刘卫东，杳无音信。邵明珍常常想起长子离家那天的眼神，那种痛苦与决绝交织的复杂神情。

九一三事件后，干校的管制稍微宽松了些。邵明珍获准给孩子们写信。她给每个孩子都写了长长的信，告诉他们要坚持，要相信未来，不要放弃希望。_s?j·k~s*a/p,p~.?c*o?m-“你们的父亲是个正直的人，”她在信中写道，“他爱这个国家，爱这个党，也爱你们。总有一天，历史会还他清白。”邵明珍也终于被允许离开干校，但仍需接受群众监督。她选择回到省城，在街道小厂当了一名普通工人。刘梅已经出落得亭亭玉立，但性格变得内向沉默。母女重逢时，刘梅紧紧抱住母亲，哭得像个孩子。

“妈...我好想爸爸...”女孩抽泣着说。少明珍抚摸着女儿的头发，心如刀绞：“爸爸也想你...他最爱听你唱歌了...”那晚，刘梅轻声唱起了小时候父亲教她的《延安颂》，邵明珍闭着眼睛，仿佛看到刘昊然就坐在对面，面带微笑地打着拍子...十年一觉西都梦，浩劫灾难终结束。车间的工人们面面相觑，有人开始小声议论，有人偷偷抹泪。邵明珍站在原地，手中的零件掉在地上。她想起刘昊然曾经说过的话：“黑暗再长，也挡不住黎明的到来。”现在，黎明终于来了，可她的昊然，却永远看不到了。根据上级指示。西都召开会议宣布为刘昊然恢复名誉。

追悼会上，邵明珍站在丈夫的遗像前，轻轻抚摸着那张年轻时的照片——那是他们在延安结婚时的合影，两个人都穿着八路军制服，笑容灿烂。“昊然，你清白了...”邵明珍低声说，泪水模糊了视线。追悼会后，孩子们陆续归来。刘兰从贵州回来，带着丈夫和一个三岁的孩子；刘卫国的腿留下了残疾，拄着拐杖；刘卫民从缅甸辗转回国，皮肤黝黑，眼神警惕；刘梅则考上了大学，正准备开始新生活。只有刘卫东，依然没有出现。直到追悼会结束后的第三天晚上，邵明珍家门口出现了一个高大的身影。“妈...”刘卫东站在门口，胡子拉碴，眼窝深陷，“我...可以进来吗？”邵明珍看着阔别十一年的长子，一时间说不出话来。

刘卫东跪了下来，泪流满面：“我对不起爸爸...对不起您...我...”邵明珍上前抱住儿子，像他小时候那样抚摸着他的后背：“回来就好...回来就好...”那天晚上，刘卫东讲述了这些年的经历——在内蒙古的艰苦生活，作为“可以教育好的子女”被不断审查，因为曾经批判过父亲而备受良心谴责...“我每天都想回家，”他痛苦地说，“但我没脸回来...”邵明珍静静地听着，最后只说了一句：“你爸爸会原谅你的。他一直说，革命者的胸怀要像大海一样宽广。”夜深了，邵明珍站在窗前，望着满天繁星。这个家，终于又聚在了一起，尽管伤痕累累，尽管永远少了一个人。但她知道，刘昊然的精神永远活在他们心中。

少丰听完光标师兄讲述刘英一家的故事，时而感慨，时而愤怒，时而沉默。听到最后是夫妻俩官复原职，一家团聚。悬在心口的一块石头落地，他长舒一口气地说：“刘英夫妇命大福大造化大，大难不死，必有后福。”光标师兄却说：“还不是回到乡下，才躲过了一劫。自古以来，偏远乡村都是避乱之地。”少丰点点头表示认同，随即拿起另一份档案：“可是，邵明珍一家就没有这么幸运了。”“是妇女团那个邵明珍吗？在边区组织部工作过，后来任西都省的厅长。”光标师兄问。少丰翻开档案，指着里面的内容说：“十多年前的往事不堪回首……

那年的春天来得特别晚。西都省城的梧桐树上刚刚冒出嫩芽，就被一场突如其来的倒春寒打得七零八落。邵明珍站在省委大院的家门口，望着灰蒙蒙的天空，手指紧紧攥着那份刚送到的文件。纸上的字迹在她眼前跳动：“刘昊然需立即前往省委招待所接受革命群众质询...”“妈，爸什么时候能回来？”小女儿刘梅从屋里跑出来，拽了拽她的衣角。十一岁的女孩眼睛又大又亮，像极了年轻时的少明珍。少明珍迅速将文件折好塞进口袋，勉强挤出一个笑容：“很快，爸爸只是去开个会。”她没说谎，刘昊然确实是去开会了，但绝不是什么普通会议。自从五一六通知下来后，整个西都省就逐渐混乱了起来。作为省委书记的刘昊然首当其冲，大字报贴满了省委大院的外墙，一条比一条措辞激烈。“邵厅长，车准备好了。”司机老赵站在不远处，声音压得很低。这位给刘家开了十年车的老兵，最近也变得小心翼翼。邵明珍点点头，转身进屋拿了一件外套。经过客厅时，她看到大儿子刘卫东正坐在收